忆郁达夫

文｜戴镏龄

“他对当代欧洲文坛状况有浓厚的兴趣，向我们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谈起个别作家和作品时，他斯文慢理地畅述他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他见闻真切，不是泛泛而谈。”

日本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旁的郁达夫文学碑

已经是九月中旬，地处中南亚的新加坡，依然感到赤道气候的炎蒸逼人。一九三九年的新加坡，高楼大厦不如今天多，成阴的绿树更少，正午骄阳万丈高，烧得行人浑身是火，灼热溶化的柏油马路有时粘住脚下的鞋子，使人几乎行不得。

然而在两天的逗留中，暑威不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是由于傍晚一阵雨驱散了暑威吗？不是。我们有幸和郁达夫先生会晤。古人说，“如坐光风霁月之中。”我们见到达夫先生时，觉得周围就是这样的气氛，不需要那阵雨，可畏的夏天早已消融于一味清凉的世界里。

我们是陌生客，但见面后他就把我们当成认识已久的朋友。过几分钟后，他撇开我们的姓，直呼我们的名，异常和蔼，异常亲切。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你们从欧洲坐船回国，太冒险啦。十多天前，一只英国客轮刚被德国潜水艇打沉。这几天局势更紧，战争的火越烧越大，希特勒一定蛮干到底，像上次大战一样，到处搞潜艇袭击，你们乘的英国船，过新加坡后还有一段航路，务必小心。”达夫这时在《星岛日报》当编辑，他如此郑重嘱咐，固然由于他新闻来源多，消息灵通，也还是由于他天然地能关心别人。

他对当代欧洲文坛状况有浓厚的兴趣，向我们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谈起个别作家和作品时，他斯文慢理地畅述他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他见闻真切，不是泛泛而谈。新加坡当日是个商业城市，上海沦陷后，许多一二流的舞女来到了这儿，夜总会生意兴隆，华灯初上，砰砰嚓嚓，吸引了众多的达官豪商，形成了表面上太平繁荣的景象。达夫很有感慨地说，“国家到了今天这样艰难的地步，整个欧亚风云正酝酿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前途在今后几年中很难乐观，却有不少从内地逃到这块角落上的公子哥儿，日日夜夜醉生梦死！”他自己除到报馆工作外，剩下的时间就是逛几家仅有的小书店，读定期书刊，看文艺作品。他也爱喝酒。他告诉我们，他的最大开支是书和酒两项。

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

他住在一家楼上，几乎没有家具。书高高地堆在一个泥墙角落上。一叠一叠的杂志也是摊在地上。他穿的是褪色的旧衣服，但是很整洁。他不顾自己经济不宽裕，坚持邀我和辛笛这两个客人明天到一个酒楼去，口口声声说，“只是一顿便饭，我做东道主，花不了几个钱。”我们为他的磊落气概和诚恳态度所感动，终于不好推辞。

这是一座普通的酒楼，并不豪华。菜也普通，看样子果然是一顿便饭。达夫提起，他常到这酒家喝酒，因为价钱公道，酒很地道。他的酒瘾很大，我们喝不过他，可是他自己并不贪饮，而是不断劝饮，一定要客人干杯。酒后耳热，他渐渐地话多起来了。他指责重庆政府抗战无方，贪污腐化。他说：“重庆的大官心怀鬼胎，他们别有打算，怎会认真抗战。”“不过，”他又说，“中国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这些年来他们吃尽了苦头，还有更多的苦头要吃，最后赶走日本鬼子兵的还是他们。日本侵略者现在骄横跋扈到极点了，决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一败涂地的下场。”他越喝越话多，似乎头脑也越清醒。我注意到我曾看见他家中日本出版的书报杂志相当多，早知他对日本现状有研究。他对重庆政府的内幕，好像也知道得很多。因此我相信他的一席话有充分的根据，不是信口说的。

酒后他到柜台上付账，记在账本上，说月底结消。我和辛笛不好意思，抢去付钱，他拦住我们，说“不用管”，一面指着架上二十来只空酒瓶，说：“这些都是未消的前账。”当真地，他的收人，不是花在书报上，就是花在酒上。

到酒楼的共四人，内中有王映霞。达夫雇了一辆三轮人力车，和她并坐同来同去，谈笑自如。王映霞微胖，风姿还同传说中的当年一样，她待客殷勤，在席上插话得体。她不赞成达夫纵酒过量，但也频频举杯劝客，帮助达夫尽东道主的情谊。

郁达夫与郭沫若、斯诺

临别时达夫再三叮咛我说，“你想到西南后方去，但总得先混饭吃。你如果不怕坐冷板凳，我劝你还是教书为上策，当然，听说学校中派系很多，不那么好对付，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他说完，又掏出两张名片，急忙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一张致郭沫若，一张致楼适夷。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你可能会看见他们。”我们上船后，虽然那晚天气异常地闷热，但一想起两天来和他会晤的情景，就又回到光风霁月中，觉得浑身舒畅，但不料此别竟成永别。

这里要附带一笔。我路过香港时，陆月林要我看看他编的《大风》，其中一期有达夫的诗，他特意要我看。当我随便一翻，呈现在眼前的便是“离家三月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这几句诗，不禁为之愕然，来不及读下去，正想问何来这样凄婉的调子，到底怎样一回事，这当儿偏偏闯进了几个客人。当晚戴望舒对我说，“郁达夫、王映霞的纠纷已经是历史不是新闻，你们在海外的人太消息闭塞了，依然一无所知。不过这件事可能过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别人何必多管，我不知道郁达夫的诗过去刊出过没有，似乎没有。《大风》把这些诗刊出，等于为他们夫妻二人翻旧账，这又何必。”这些话证明戴望舒存心厚道，至于刊登这些诗的来龙去脉，以及后果怎样，我就毫无所知了。

                               原载于《戴镏龄文集——智者的历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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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欧阳璇

初审：庄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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