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人 | 不以人蔽己，不以已自蔽 ——浅谈王宗炎先生的学问之道
外语学人 | 不以人蔽己，不以已自蔽 ——浅谈王宗炎先生的学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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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人蔽己，不以已自蔽 ——浅谈王宗炎先生的学问之道
文 | 陈永培
王宗炎先生学识渊博精深，论述充满真知灼见，且又热心扶掖后进，堪称广大中青年学者的良师益友，这已是众所周知，无庸赘言的了。他的学养和治学原则当然是分不开的，而他的治学原则也是独具特色，值得我们考察并从中吸取教益。我在这里想结合先生的言谈论述略作粗浅介绍。
作者（左一）与龚少瑜教授、黄家佑教授2010年元旦看望王宗炎教授
01“天生的怀疑者”的治学原则
王先生以语言学为奋斗的中心目标而兴趣广泛，治学是完全彻底地投入，论述务求中肯、精辟、有深度。他深知学问之道既要辛勤耕作，还要自有主张。他宣告自己的宗旨是：“没有必要把什么人当是全知全能，向他顶礼膜拜”；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怀疑者，从不囿于一家一派，觉得语言学界不应该有个教皇”；因此，“我的习惯是暗中摸索，独立思考”，以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所说的话“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已，不以己自蔽”为准则。他这种不肯盲从“权威”而要以独立思考去摸索语言学真谛的学问宗旨，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这也许从他对乔姆斯基理论的估价和他的翻译主张中可以最集中地看出来。
02对乔氏转换语法的独立思考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70年代中期被大力介绍到中国时，语言学界感到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这本是很自然的。但有不少人为之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以为这一回可出现一种万能的语法理论了，语言学要来一次革命了。这种态度和观点对中国语言学是不会有好处的。王先生则不是那样，他作为一个不要语言学教皇的天生怀疑者，本着自己的治学宗旨，“认为外国学者的学说，也跟一般引进的东西一样，须得放在各种检查仪之下检查一番。 他以清醒冷静的头脑，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和思考之后，写出长文《论 N. Chomsky的转换语法》，对乔氏这轰动一时的宏论进行全面的评价，发表在《现代外语》1978年第2期。这在当时堪称不同凡响。
王先生在文中扼要地介绍了乔氏的理论后，以探求真理的态度提出评价乔氏学说的四条标准：
第一，我们应该看看乔姆斯基是否能自圆其说？有无自相矛盾之处？是否严格按照自己规定的程序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该看看他的论断是否合乎客观实际？他的规则能否正确描写已得的语言材料？他的假设是否能用什么方法来证明？
第三，不要纠缠在次要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如用什么符号（notation），用什么术语，怎么立公式等等，而要集中在关键性问题上，如句子是怎样生成的，表层结构应该按什么标准来分析，语言的底层包括什么内容，转换语法应该着重研究什么，意义与语法的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第四，应当全面而客观地审查 Chomsky的学说，看到它的正反两面，看到它的可取之处和不可取之处。
这四条准则应当说是检验一种学说的科学标准，是可靠的试金石。王先生根据这套标准，对乔氏理论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通过缜密的分析和论证，揭示了乔氏转换语法理论的诸多重大缺陷，也表示了某些应有的肯定。
乔氏所关心的是语法规则怎样生成句子，并提出一整套如何通过一步步“推导”而产生句子的程序。王先生指出，“人们内省一下，并没发现有这样的心理过程。”王先生尖锐地指出，“他说得清清楚楚，这种生成语法只是一种假想或模型，这种模型不是根据言语行为（即说出的话）抽象或概括出来的，也不是为制造翻译机器而做出的。因此我们不能靠已得的语言材料来检验它的真实性，也不能看翻译机器的成功与否来判断它的设计对不对。不言自明，这个模型是先验的，它之所以正确和可信，仅仅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Chomsky。”
乔氏说，语法描写句子要描写得周密（descriptively adequate），像他自己那一套才行。那么，他对表层结构的描写是否周密？他举出这样两个意义含混的例子：
1） They don't know how good meat tastes.
2) What disturbed John was being disregarded by everyone.
并说这两个例子的表层结构都只有一个型式，可是深层结构有两个不同的型式。王先生深刻地指出，在纸面上看，从文字看，确乎只有一个句型。可是把它念一下，立刻就分出两种不同的句型来了。这两种不同的句型，在音群（grouping）、音渡（juncture）、语调（intonation）各方面都不相同，一听就知道各有不同的语法结构和不同的意义。这仅是文字相同，并不是语音相同，也不是语法结构相同，自然也不是语义相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是：
（1）应该像Chomsky那样，只按文字分析表层结构呢，还是像其他语法学家那样，把声音也一起考虑呢？
（2）分析句子结构，应该像Chomsky那样只考虑语序呢，还是像别的语法学家那样，既考虑语序，又考虑音群、音渡、语调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乔氏的转换语法，究竟在什么地方表现出周密性，因而可以说比其他语法学说显得优越，也就不必说了。王先生指出，乔氏的一些例子，“是为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杜撰的”，“是文字游戏”，“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说明语言能力要以真实的言语行为为依据，不承认说明深层结构要以现实的表层结构为根据”。
乔氏把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言语行为（language performance）截然分开，认为“语法”不是描写言语行为，而是描写语言能力的。这种认为言语行为不重要而语言能力才重要的观点，王先生称之为“不是偏见，就是近视”，因为“估计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到底不能不凭他的言语行为，故此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他还指出，乔氏的所谓“语言能力”只是语法本位的语言能力，甚至仅仅是句子本位的语言能力，“他以为能造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有语言能力，没有注意到句子还要合乎逻辑，还要适合说话人所处的情境和地位。”在这一点上，英国著名学者 Haas 所见略同，他称乔氏的“语言能力”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宝库，而且是不能凭言语表现来测度的，“真可谓玄之又玄”。
那么，乔氏对深层结构的描写是否周密？他本人在1965年出版的论述中承认了在深层结构描写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王先生分析了他的问题和他所举的例句后指出，乔氏所谓的深层结构，只不过是逻辑主语加上逻辑谓语而已。他深刻地指出，“逻辑主语和逻辑谓语诚然是语言深层的内容的一部分，可并不是全部，而且并不难找出。更难找因而也更要研究的是说话人的目的、态度、情绪、意象，他的语言素养和好尚，乃至他的性格或气质的特征等等，可惜这些是不能用数学公式表现出来的，不能‘形式化’的，因而不是Chomsky所想要研究的东西。”因此，“Chomsky 对语言底层的理解是狭隘的，挂一漏十的。”
关于意义与语法的关系，乔氏在早期的论述中曾一口咬定，“语法是独立起作用的，是不依靠意义的”。后来他有点徬徨了，从原有阵地撤退了，承认“句法部分”和“语义部分”共同起作用。王先生准确地指出，直截了当地说，到底是先有语法后有意义，还是先有意义后有语法的问题，“我们以为，首先是意义做语法的基础，然后语法反过来又对意义起作用。”他作了论证后指出，“说语法独立起作用，不依靠意义，好比说还没有被抽象的事物就有抽象的结果，……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吗？”
王先生对乔氏理论的估计，概括起来就是：“他那些转换规则是不符合说英语的人的心理过程的；他对‘表层结构’的判断和分析方法是不准确、不可靠的；他对语言的‘深层’的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他那些句法公式只不过给传统语法的一部分公式穿上数学外衣；他没有认识意义是语法的基础，语法反过来又对意义起作用。”
在指出乔氏的种种重大理论缺陷后，王先生也肯定了他对语言学的贡献。王先生认为他提出了若干重大问题，虽然没有作出使人满意的答案。事实上是，他给结构主义学派来了个当头棒喝，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方法并不是那么值得佩服的。乔氏还有些论点应该得到同意，例如：人类语言与动物信号不同，前者是有创造性的；研究人类语言不能专讲刺激和反应，像研究动物的行为那样；Bloomfield 派只注意每一种语言的特性，不注意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这是一种偏向；研究语言应该不但注意它的表层，还要探索它的底层；研究语法，对于了解人类语言心理过程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会有很大的帮助，等等。
这就是王宗炎先生根据四条无可争议的标准，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对乔姆斯基转换语法理论的全面基本评价。我记得，当时发出这种声音者似乎只此一家，而这一家之言使众多学人好像喝了一杯清凉剂，觉得对于乔氏理论还需动动脑筋，也使一些人瞠目结舌，暗中说是“大胆”。的确，非有那样的头脑和胆识，再加独立思考的习惯，谁能做出那样的惊人之举？
王先生在1978年写这篇论文时，中国还很闭塞，缺乏国外参考资料，写作要靠自己的学术素养和独立思考完成。后来发现，当时国外持相同见解者并不乏人。例如，Haas 在同一年发表了题为《1930～1980年的语言学》一文，其中对乔氏的看法就和王先生不谋而合，后来被王先生称为“议论精辟，很有发人深省之处”。以后国外更有不少论著问世，有对乔氏理论表示好感的，也有对其大加抨击的。王先生看到这些论述以及乔氏本人对自己的理论一再修补之后，于1982年底表示，“乔姆斯基尽管不断地修正他的学说，都是在技术上补苴罅漏，基本理论依然不改，因此我现在对他的看法，大体也仍然不变。”多年过后，他的看法仍然不变。这和他当年在乔氏最行时之际唱反调一样，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他“没有实证的不信，没有实用的不做”这另一治学原则的集中体现吧。
03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见解
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也是充分表现王宗炎先生学术风格的一方天地。在这个领域中，王先生身体力行从事译作，并且结合丰富的直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翻译理论，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见解。
翻译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王先生认为，“翻译是仿作和再创作，而不是影印。”或者说，“翻译是转述而非创作，因此译者应该：（1）知道原作者说的是什么；（2）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准确无误地把原意表达出来。孔老夫子说，‘辞达而已矣。’我看，这就是翻译的主要任务。”
他很赞同Eugene Nida 说的 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这句话，“因为原文意义译不出，译文就不发生作用。”怎样才能做到“辞达”，完成翻译的主要任务呢？王先生针对翻译现状，提出一个具体生动的答案：“翻译工作可与什么相比呢？我看可比做一座三层楼。第一层是语言知识，第二层是背景知识，第三层才是翻译理论知识，第三层能起作用，全靠下面有第一、第二层支撑着。……除此之外，我还要指出，这三层楼的地基是责任心（也可叫做职业道德或译者自尊心）。”
“辞达”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高度概括的标准。具体一些来说，翻译标准是什么？王先生很赞同 accurate and readable 这两个词，这是庄绎传先生在英美两国访问调查发现的、那里的译者所追求的标准；他也赞同王弄笙先生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离开原文意思片面追求译文流畅的自由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拘泥于原文字句、‘对号入座’、片面强调所谓‘忠实’的机械主义倾向。”对于“直译”和“意译”之争，王先生似乎不想在抽象概念上纠缠，但实际上自有一套主张。他认为，“翻译理论有各家各派，我还没有发现‘从一而终’是可行的。”在他看来，翻译家各有其动机和目的，各自遇到不同的困难，各自使用不同的手段（直译、意译、省词、增词、润色、插话、加注等等）。“事实上，一切都视目标、任务、条件、约稿者的要求（请想想过去英文《北京周报》的要求）和译者本人的个性、表达能力和胆量为转移。所以，我认为，许多中外理论家的崇论宏议都只是他自己登山时使用的路线图，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人人必须遵守的法规。在谈语言学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时，王先生还指出，“不同的体裁要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译者不但要考虑原文，还必须考虑语境 （linguistic context）和社会背景。”
对于译文的忠实性问题，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译文只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原文，而没有精确的等值，因为翻译总难免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增添或删减。他对我说过，做翻译有一个幅度（range），它的一头是机械性，另一头是灵活性，译者就在这个幅度之内活动，选择自己的方法，而不能超越这个幅度，他的译文也只是对原文的近似值（approximation），而没有绝对的准确。他是不赞成“精确的翻译”（precise translation）这种提法或要求的。
认为没有绝对的准确并不等于对准确性降低要求。相反，王先生要求译文“辞达”，既要准确又要可读，要传意还要传神，这实际上是很高的标准。他当年翻译《光荣与梦想》一书，就是一次实践自己翻译主张的范例。这本译作成绩斐然，但也不知耗去译者几许心血。王先生译书甘苦自知，所以有“译书四难”的经验之谈，这就是“了解原文词义难，掌握原文精神难，添上适当注解难，译出原文风格难。不消说，能否译出原文风格是衡量译本的最高标准。”他还形象地说，“每一个译者都晓得，自己天天在走钢丝，不是失之拘泥，就是失之自由。恰到好处——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拿翻译工作的金质奖章。”深知译事之难，这才是有识之见；大概也只有晓得翻译难的人才胜任这种工作。所以，《光荣与梦想》这条相当长的钢丝平稳地走过来了；如果评起奖来，应能得个金质奖章吧。王先生说译书四难，比从前严复老先生说的译事三难具体、明确，想必可以免受诟病。对于“信、达、雅”三条标准受后人非议这件事，王先生也有独立见解。他说，严老先生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译事三难”。他所译的书，作者都是饱学能文之士，他们的著作是既达且雅的，而严复的读者也是饱读古书的人，他们也要求译文又达又雅。所以，严老先生做得完全对，既不失原作的风格，又合乎当日的要求，在原则上、精神上，对我们还是有不少启发的。王先生这才是有识而公允之论啊。严老先生有知也可以感觉好些了。
有识者认为译事难，这和时下什么人都出译作，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差别有多大啊！王先生评论说，“不是有人以为只要抱着一本英汉词典就能进行翻译了吗？”他指出，“时下的译文，有一些是看不懂的，因为译者对原文没有透彻的了解，只好逐字直译。有人以为这是忠实，其实这是偷懒和取巧。这样的译文用不着熔铸和洗练的工夫，只把原文搬过来就成。”用不着说，这样搞翻译怎么成呢？所以他强调“辨义为翻译之本”，这不但是在谈译事的根本，而且是十分适时之论。
当然，够格的译者和成功的译本是值得赞赏的。这里不妨引齐沛合译的《基辛格》为例，王先生对这个译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评语也能体现出对好译本的要求。王先生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基辛格》这么一个好译本；原文有许多难译的词句，译者惨淡经营，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学习的范例。”“在这本书里，一般没有生硬的词语，没有别扭的句子，干净利落，流畅自然，这是不易做到的。”他指出译本的两大长处：
“（1）潜心玩索原文的涵义，用浅显的汉语把它表达出来。”
“（2）译者词汇量很大，成语很熟，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表达原作的意思。”
“‘匠心独运，不落恒蹊，’这个评语本书当之无愧。”
对于各家各派的翻译理论，王先生固然是重视的，但也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他只对这样的作品有兴趣：
（1）作者是认真搞过翻译或认真读过译本的；
（2）能考虑各派学说，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3）能自己找到材料与理论相印证，不是简单引用或者转述名家论断的。
这是对翻译理论和理论家的三条标准，应当说是应有的标准。而对于翻译理论家，王先生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并语重心长地建议他们：
（1）自己动手做翻译工作；
（2）阅读、研究、评论目前已有的译本；
（3）比较汉语与外语的异同；
（4）参考外国的翻译理论；
（5）从哲学、逻辑、文学、语言学、心理学各方面的著作吸取一些营养。
王先生断言，“毫无疑问，翻译理论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谁肯钻研探索，谁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这不仅是王先生的热情鼓励，也是他在现身说法呢。
04长留语言学老将的学术青春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是成大学问者必守的准则。学问是求真求实的事，要吸收新东西，也要独立思考。对别人的理论都要审视一番，问个是否真有道理，不以名家而盲从，不因小字辈而轻视；对于自己，不自满自足，不固步自封，不主观片面。这样才能不以人蔽已，不以己自蔽。王先生恪遵了这条准则，以臻于今日的境界。
做学问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古人这句话把学与思的关系说到了家，王先生也心领而神会。他讲独立思考，善思慎思，追求独到的见解而不悖于物理，为的只是求真求实的目的。也许有人会问，王先生是不是好辩？我以为，盲从者不好辩，承认全知全能的语言学教皇者不敢辩，但是注重独立思考的人为了探求语言真谛，怎么能够不辩呢？所以王先生“有时还发一点议论”。要紧的是，辩论不能信口开河，天马行空，而要脚踏实地，下有根基，言之有物，有理有据。譬如面对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怎么可以顶礼膜拜而不辩个去伪存真？
王先生虽然如此资深饱学，仍然十分注意不断充实自己，跟上学术的发展，使自己处于国内外语言学的前沿。他学而不倦，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博览新书，跨越许多学科。他毫无一般高龄学者那种弱点的表现，相反，他充分保持了学术的青春，朝气蓬勃。他的思想之开放，头脑之清晰，眼界之开阔，思维之敏捷，观察之敏锐，对国内外学术动态之了解，确令中青年学者为之惊叹。故此，他年年保持着著述的优质高产，就不难理解了。从语言学各部门到外语教学以至人工智能，他每一篇文章都能给读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发人深思的见解。我能经常对他的新作先读为快，深感荣幸，获益匪浅。
王先生坚持自己的学问准则，好比手持一面镜子，用以反映真容。而这镜子是两面的：一面照人，可免以人蔽己；一面照已，可免以已自蔽。他不认为人有全知全能者，对自己也作如是看。所以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缺点，而且谈起来是自动的、自然的。例如他说过对某著名学者未作认真的全面研究，对数理语言学“莫名其妙”，以及对教学没有做过实验之类的话。他立论不是光凭脑子，而是旁征博引，认真求证。即使具备了他那样的汉英语言素养，他也是案头词典常备，随时翻阅。凡属知识与理论之事，他都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直至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实事求是。这真的“是知也”。看来完全可以说，有素养者不知足和知不足，也能注意防止以已自蔽，倒是学养不足者容易以人蔽已及以己自蔽。
如果可以说，上面谈的王先生治学准则是他的学问之道的精随，那么也许他的学问之道的全貌可以用他曾经引用过的一个中国古训来概括，那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我想，谁能像王宗炎先生那样实行这条学问之道，谁也就有可能同样“采得山花插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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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陈永培
供图：常晨光
排版：李梓翊
初审：庄坚彬
审核：黄源穗
审定发布：常晨光、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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